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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人: 来源: 最新博彩娱乐网址大全MM阅读网 时间: 2018-09-11 阅读:

  《胡适自选集》是一本由胡适著作,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,本书定价:24.00元,页数:362,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,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。

  《胡适自选集》读后感(一):理想的社会

 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,更是人们眼中的“自由主义斗士”。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王,也能报以人文关怀。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,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,“他称我为先生,我叫他皇上”。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,他也能风骨犹存,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,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、吴佩孚、段祺瑞等多名军阀。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,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理性思维,并提出“多研究问题,少谈些主义。”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,不向权贵低头的一生,正如他的老师,哲学家杜威一样,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,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。尤其是在1960年,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,胡适挺身谏言,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,不要参加选举;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。当然这些话语,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。然而胡适就是胡适,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、自由,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。

  《胡适自选集》读后感(二):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

 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,师从约翰·杜威,终生服膺实验主义(杜威式的实证主义)(pragmatism)哲学。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,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,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。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,他评价胡适:“这个人,书虽然读得不多,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,你们不能闹。”   胡适很喜欢“谈墨”,他认为“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,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。如今讲墨子的学说,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。”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。胡适还认为“天人感应”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,而这是受墨子“天志”的影响。1921年,梁启超将作品《墨子》笺注辑为《墨经校释》四卷,送请胡适作序。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,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——吴起死时,墨子已去世多年,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。任公常说:“绩溪诸胡多才,最近更有胡适之。”

  《胡适自选集》读后感(三):温暖的力量

  之前并不是很喜欢胡适的文字,可能是被那两只蝴蝶影响的吧,年龄越来越大,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,发现社会远不像当初在象牙塔中想得那么美好,那么值得向往,面对这个并不美好的社会,畏惧,抱怨……

  读胡适的文字很偶然,是在别人的一本书中窥到了其思想的一丝足迹,像一缕清风,在这炎热的季节给心灵降了温。

  很多人诟病胡适,但不得不承认,他的文字是温暖的,对于这个社会,冷嘲热讽的人太多了,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,我更喜欢冷静的思索,然后提供温暖的力量,相信并敦促这个社会一点点变化。我相信,我们每个人什么样,我们的中国就什么样。真正的英雄是知道这个社会的本质,然后能依然乐观博彩娱乐网址大全的人们。

  《胡适自选集》读后感(四):胡适的红学研究

  胡适的《红楼梦》研究意义重大,其使红学的面貌为之一新。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、张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、评点派红学,也超越了以王梦阮、沈瓶庵、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,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,真正地将其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畴。   

  胡适红学研究的著述颇多,其代表作有《红楼梦考证》、《考证<红楼梦>的新材料》、《曹雪芹家的籍贯》、《谈<红楼梦>作者的背景》、《<石头记>一材料》,此外胡适与顾颉刚、蔡元培、钱玄同、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《红楼梦》的信件。   胡适热爱《红楼梦》,可以说他有着深深的红楼情结。1949年他即将离开陆时,许多珍贵藏书顾不上带走,但却将甲戌本《红楼梦》视若珍宝,催促周汝昌尽快还回以便带走,后来他从台湾到美国又将其远渡重洋带到美国。自1921年3月发表《红楼梦考证》初稿,到1962年逝世,胡适终生关注、追踪红学研究,胡适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(1962年2月20日“致金作明”),还是谈《红楼梦》的。无论是研究红学,还是研究胡适,都不可轻忽“胡适红学研究”的价值与地位。

  《胡适自选集》读后感(五):时人说胡适

 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,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,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,读过胡适《四十自述》的人,在这一本口述(《胡适口述自传》)中很难看到新东西。但是唐德刚先生在《胡适杂忆》提到:“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,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,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。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。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,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。”   余英时的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》称:“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,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‘经师’的标准去衡量他,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。”《〈中国哲学史大纲〉与史学革命》也说:“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,但也正因如此,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。”在《从〈日记〉看胡适的一生》又称:“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。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……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,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,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。”   唐德刚先生在《胡适杂忆》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:“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,便是他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,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,他既未流于偏激,亦未落伍。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。开风气之先,据杏坛之首;实事求是,表率群伦,把我们古老的文明,导向现代化之路。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,群贤互比,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!”

  《胡适自选集》读后感(六):文人的两极

  邵建先生将自己这部著作命名为:《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——胡适与鲁迅》。这个名称看似平常,在我看来,其实却是有深蕴寄予内里:

  其一,所谓“知识分子”,是些有独立的思想品性、坚执的精神操守,并且具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切热情和理性判断力的人们。他们当然有自己的“专业领域”,但与一般“专业人士”不同,他们更表现出一种人世关怀与现实关注的品格,其行其言具有更广泛的文化担当,所以他们常被誉为“社会的良知”。这样的“知识分子”在当下中国自然尚为稀有,在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社会场域内,充斥着谨小慎微的“专业人士”,他们被整合为庞大的“知识阶层”——但他们不是“知识分子”。上世纪初期,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“士大夫阶级”的历史躯壳中艰难降生,胡适与鲁迅则是其间有代表性的两位,他们各在自己的“专业领域”有大建树,更对“中国问题”表现出忧心焦虑与深邃思索,因而具有真正的“知识分子”品格。我想,邵建先生在书册题名中,即点明其论说对象的“知识分子”属性,实际隐含着某种当下性召唤:当代中国的“知识分子”,何在?

  其二,“胡适”、“鲁迅”,以“与”并置而列,在并行比较的学术实践中,作者强调其学术基点的中立性,表达着公正评说历史人物的主体追求。公元1949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——或许它还延续至今,胡适一直是大陆文化语境里一个负面的存在物与被“批判”对象,而在所有“批判的武器”中,鲁迅犀利如“匕首”、“投枪”般的杂文,通常是最有效的利器。对于鲁、胡当年的文坛论战,我们这些后来者的理解“定见”,直接为鲁迅的观念牵制,而更深的主宰性因素则是——20世纪中国曾经愈演愈烈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,其登峰造极处则是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。我们无法静心好好听听胡适当年的论说,其实那时我们压根儿就寻不见他的文本,它们长期被“屏蔽”在历史的“背阴处”,在专制极权的政治操弄下,当年平等交锋的鲁、胡双方,后者一方(胡)被取消了同等话语权,历史的对话就此被“虚构”成“一边倒”的“大批判”——这是被扭曲的一段历史。邵建先生将论说对象鲁、胡并置的中立态度,显然有“还历史本来面目”的思虑;而因为长久以来,胡适及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“被压抑”的文化处境,邵建的评说也显见“矫枉”的叙述意图。

  二

  就更阔大的文化视界而言,“胡适”与“鲁迅”,这两个私人符号,其实早已成为两个文化符码,标志着20世纪中国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。他们当初同属《新青年》知识群体,在新文化运动与“文学革命”的年月,是“同一战壕里的战友”,践行着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职责与社会道义;其后,两人走向不同的文化“路径”,邵建概括:“五四两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,一个从启蒙理性遥遥奔赴苏俄社会主义,一个依启蒙理性力践英美自由主义”——前者是鲁迅,后者则是胡适。

  我并不认为晚年鲁迅就是一个“社会主义者”,他的思想“倾向于”社会主义,因此用“奔赴苏俄社会主义”归纳晚年鲁迅精神世界,在我看来并不精确,它显然没有充分关注鲁迅思想的独特性。在现代中国,鲁迅特立独行,无法归类,他自己因此而孤独、绝望,其思考自有深刻老辣处,也无可避免存有缺陷与不足。他青年时就认同拜伦等“魔罗”诗人,“立意在反抗,指归在动作”,以后也自认心内有“鬼气”——其实是一种颠覆的力量与冲动,这使他与20世纪的“革命”发生了某种精神共鸣,但鲁迅又始终对“革命”抱持怀疑与警惕,且不相信一切有关未来“黄金世界”的构想与许诺。不断有人指责鲁迅“偏狭”、“好报复”、“一个都不宽恕”——就事论事,其间某些评说也不无道理,但设若就文化历史意义论,鲁迅的怀疑精神对一个因专制悠久而奴性深厚的族群,却是建构现代个体精神的有效资源。

  如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孤独“战士”,胡适则像一位“绅士”。我们曾经在某种意识形态语境中,将“绅士”作贬义解读,并将胡适矮化、丑化、甚至妖魔化,但真正的绅士自有教养与操守,且坦荡而磊落。胡适,这个老中国的文化传人,身受欧风美雨滋育,意欲在数千年专制土壤上栽种民主政体的树林,其体制改良与制度设计用心良苦——你可以不赞同他的理念与主张,但他不断碰壁的一生“实验”,也是现代中国的一份珍贵遗产。

  三

  在我看来,“解放思想”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,当代中国最富成果的精神收获,直到如今我们犹然受用其惠赠。在次第“开禁”的视界中,历史也逐渐还原其本真面目,比如今天,我们有可能静心好好听听胡适当年的声音与论说,而在鲁、胡当年的历史“对话”中,超越一面之词的牵制,于“两面之词”间发见历史深处的真相。兼听则明——不幸我们却正如鲁迅当日所言,博彩娱乐网址大全在“瞒”和“骗”的境地中。

  其实,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位代表,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,长久被歪曲、误解:就在胡适被妖魔化的年月里,鲁迅被推上文化“神坛”——这是特定政治对历史人物的肆意拨弄,无论鲁、胡均被极权政治用作演戏的道具。这实在与他们自己无关,鲁迅早已作古,胡适也远离大陆——退一步说:即便身在现场,又能怎样?对于自家身败名裂他定然也无能为力,弄不好还得头破血流,甚至被“坚决、彻底、干净地消灭掉”。

  无论如何,能够将胡适与鲁迅并置研究,毕竟已是历史的进步。我无疑消弭这两位“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”的精神界限与思想差异,但在我意识里,他们是现代中国的两份丰厚遗产;并且,我还得补充强调的是:且不要盲从任何的“定见”,在鲁、胡之间简单而草率地作孰是孰非的选择与判断,先静心好好倾听他们的论说,认真读读他们的文本,而后再自己想想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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